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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漆器价值十倍于铜器?(上)
2022-09-19

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,最著名的是T形帛画,是作为墓主铭旌,“引魂升天”之用。它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绝唱。

但在马王堆出土的另一组稀世珍宝,价值却不在帛画之下,而且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更有着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。这就是“君幸酒”等一批云纹漆耳杯漆器。

其实在上古时代,传说有“舜造漆器,谏者十余人,此何足谏?”(见《资治通鉴·太宗贞观十七年》)。检诸考古,在上古三代之夏商周,夏代之时,木胎漆器不仅已经用于日常生活,还被用于祭祀,乃敢与青铜祭器礼器的功用一争高下;而殷商时代已有“石器雕琢, 觞酌刻镂”之说:石刻之外,作为饮具的卮杯耳杯多用漆艺,故有“觞酌”(喻酒器)“刻镂”之说,亦即在堆漆上浮刻或镂花之意而已。如果说《资治通鉴》记唐时记述舜时漆器,还仅仅是后来的唐代追记补记;那么检诸考古,则新石器时代以下,已有用漆制器的例子;至殷商则已有朱、黑二色髹涂的事实。

适足以成为证据的,是1973年河南成蒿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漆器残片,在木胎上刻镂饕餮纹,以朱、黑二色交替,在技术上已是十分成熟了。再衡之造型完整的实物,许多战国墓葬中已有成熟的漆器,多为耳杯、盘、盒、卮等身边用的小件用器。亦即是说,尚肃穆端庄厚重尊敬者,用青铜器如鼎、钟、卣、簋、尊大器或觚、爵等中器为之,而日用的盘、盒、杯、卮则用漆器。但到了西汉,这种应用所致的分工,却发生了极大变化。马王堆出土漆器,已经有盛放食物的漆鼎、漆盘;盛酒的漆壶、漆钟、漆钫;有兼作家具的漆案、日常摆设的漆屏风、漆搁几等大型器,当然也还有作为小用器的饮器的漆耳杯卮杯、盛妆时的梳妆漆奁粉盒;甚至耳环等。记得《三国演义》电视剧中,曹操忌西凉马腾,在书案置一合马腾送来的酥,曹操封题曰“一盒酥”,未言明是自享还是分赠下僚。主簿杨修一见,即擅招众人分食之。曹操回来质问,杨修答曰主公题“一盒酥”即“一人一口酥”,故遵旨分食之,曹操虽应“善”而心实恶之。我看剧中其用的盒,即是汉代式样的漆盒,而不是后代瓷器;足见导演懂行,不悖于史事也。

但马王堆出土漆器更有价值的是从未有过的成组漆礼器,数量巨大。礼器一向以青铜为之,取其庄重而稳定有威权,今乃以轻便的漆器,竟多达500余件,而且不止小件食器饮器,也同样有鼎、钟、盘、壶、盂、钫。这似乎表明,不唯中小件的爵、觚、盒、卮、奁、匜、碗;即使是在大型的礼器序列中,以漆器取代青铜器,有如为应用方便而由简牍全面转为纸张“一手遮天”形成全覆盖,乃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。只不过漆器虽轻便,制作亦十分繁复,汉代当时未能全面取代;至后世,瓷、玉、木器具并出,百家争鸣,遂不令漆器专擅天下而已。

长沙出土的500多件漆器上,300多件上有以朱砂或黑漆书有汉隶书“君幸食”“君幸酒”“轪侯家”等字样,表明它是高官贵胄王侯家的专用物。甚至在同墓中出土的400余片达12万字的帛书,也是被装在漆盒之中。而“轪侯”是西汉初长沙国的丞相,名利苍,当然是身份很高的贵族;大批漆器之有“轪侯家”字样,表现这是一种专造专用的珍稀物品,并非寻常庶民可以用。反过来证明漆器在当时的贵重和不可轻易得之。

据汉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记载,当时漆器“一杯用百人之力”;而漆器大件如桌案、屏风,则“一屏风尽万人之功”;故其价值相当昂贵,在当时,甚至一漆杯可值十铜杯。非为如此名贵,实是工艺要求极高。为显示制作繁复而精细,耗时耗工,更需要分工明确专人负责,甚至比青铜器的冶铸还要复杂费时得多。每道工序,都要专人掌控并署名负责,是一个庞大的工作序列。较典型者如在朝鲜古乐浪郡东汉建武时墓葬出土有一漆耳杯,杯器上竟有如此长铭:

“建武廿八年,蜀郡西工,造乘舆夹紵、量二升二合羮。素工回,髹工吴,漆工文,囗工建,造工忠,护工卒史旱,长氾、丞庚、掾翕,令史茂主”。

从这条铭文中可以看出如下两个关于漆艺的历史记录:

首先,在战国时到汉的漆器,本来在涂漆工艺施行之前,是以木为胎的。但在东汉建武时,已逐步弃用木制胎而改用夹紵之法。亦即是以漆灰、麻布材料作塑型固形以为胎,史称“夹紵胎法”;又相对于木胎而称漆胎,胎骨轻巧而牢固坚挺,在造型上更可施以自由塑形之工艺技术,此法在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大行其道,广为流行。

其次,在实际制作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中,有素工、髹工、漆工、囗(失字)工、造工、护工卒史;在其上还有长、丞、掾、令史各级官员的监督制造。更有其他漆器上记载的上工、黄涂工、画工、清工、供工等名目。画工管彩绘图案纹饰、黄涂工大约是擅长为漆器屏风大件铜构件鎏金之人,其他各种工则未知所指,但既立名目还在漆器上署名书出,当然是有其特指含义而未虚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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